水網專訪：水污染防治法要對癥施治

　　近日，北京中恒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何諸明在接受中國水網采訪時，提出了自己對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訂的看法。他說，我國水污染形勢嚴峻，已經到了永無終日、舉步艱難的地步。改革勢在必行，應該先分析現行癥結，然后對癥施治。

　　何諸明認為，我國水污染防治的癥結是：一是“一查就關，一走就開”的現象；二是脫離實際“建得起，養不起”的現狀；三是違章違法“守法成本高，違法的成本低”的事實；四是管理濫權“站得住的頂不住，頂不住的站不住”的無奈；五是背債“舊帳未還，又欠新帳”的局面；六是投資“越投越賠，越治越亂”的困惑。

　　他說，要解決這些難題，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其一，反思過去的防治管理。資源、環保和經濟三要素是共同發展的，以往的環保管理以“達標排放”為治理的依據，要求企業和污水處理廠達到排放的標準，但是忽視了水資源循環利用的價值和水再生的經濟價值。建污水處理廠是花幾千萬、幾個億，而回用水政策提了十年之久，卻一直貫徹不到產業中去，因而使國家水資源的持續很難保證。所以單純為了環境保護的行為而忽視了資源和經濟的價值，造成資源再生和經濟循環的浪費。隨著環保的力度加大，水污染防治要扭轉單純為了環境保護，而忽視資源和經濟的循環的局面，必須以源頭治、用來提高產業的格局而實現治理。

　　其二，水污染防治的國策是“誰污染誰治理”，但是“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和“一查就開，一走就關”的現狀說明了什么？——偷排行為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為。該治理國策中犯了一個管理的大忌，那就是自己監督自己的行為，違背了對立統一的原則。因為偷排的經濟性質是為了賺錢，而治污是要投入花錢的行業，兩者經濟性上的對立，被“誰污染誰治理”給掩蓋了、忽略了。因而，該策略應改為：“誰排污誰付費，讓專業公司治理”，就避免了自己監督自己的包庇行為發生。同時，民事、民生行為的經濟性一定要創建民營制來確保人民的利益，才能實現資源為續之利。

　　其三，產業宏觀管理，避免濫權，這又是管與治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管理職權劃分和協調合作性問題。經濟的職能一方面是管，另一方面治，要做到管治合體的績效，管體現監督，治體現發展。因而中央政府要將產業管理體系的機構直屬中央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則以發展經濟行為的主動性為己任，尤其是民事民生產業轉換到民營股份制，讓人民得到實惠，從而提高資源利用率。因此，國家環保總局體系直屬中央政府垂直管理，能夠強化兩級政府管理的監督功效，對推動生產力發展起到歷史性意義。

　　其四、“一查就關，一走就開”的現象，主要是用水的價格低，不重視水資源再生循環利用，癥結是回用水無價、無法可依，使排污企業失去了治理自覺性。

　　其五、“守法成本高，違法的成本低”的問題。主要是自來水、污水、回用水的三源、三價、三業的結構調整不到位而引起的，關鍵是三水業同屬于水，卻沒有合起來經營，三水價也沒有合起來先統一征費，因為治、用的企業行為缺乏利益機制來保障，又缺少收費后的“返費制度”，因而無法建立起保證守法者利益最大化，和違法者被懲罰的產業制度。

　　其六、“越投越賠，越治越亂”是國情，因為防治的源頭——用水、節水、排水都是民生的產業經濟行為，而現在的政策直接把投資放在污水處理廠這一塊來用籌，而污水廠推向市場的形式是國資性質控股，大投入、大計劃、大手筆使產業本身微薄的經營之利與民為、民生之利失調，經營之利同自己無關，那么企業為與不為對自己又有什么差別？所以，民生產業要民營，取決于“民營制”代替半公半私的控股行為。為此，這是水污染防治法政革成功的關鍵，即是否適應民生、民為的經濟性質。一旦性質變了行為也隨著改變，自來水、污水、回用水三水業才有望實現歷史性轉變。

　　其七，集約化政策統一承建污水處理廠，是脫離實際盲目建設。還是用活生生的事實來說話，“十五”期間國家單治理水污染就投入了2700億，水污染反而攀上了歷史最高峰。我國貧富落差大，地形地貌等各有獨特性，再加上“一管式”雨污合流、城中村新舊面貌等實情，起碼在近20年內城市發展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果統一按集中處理的方式建城市污水處理廠，其對水污染的防治行為脫離地方經濟基礎和因地制宜的原則，而且與維護國家水資源為續之利、實施源頭治用的模式格格不入，當防治方式失去了就近治用的條件，就是空談。我們要問一問，投資污水項目是為了解決污染，還是為了套國債上“建得起，養不起”的樣子工程？！

　　一來不具備截污的基礎；二來長距離輸送管網的投入是建廠投資的70%，經濟基礎不具備。而且現在管網的投入還在指望撥國債來解決，如果照此模式發展下去，該要走多少彎路？

　　誠然，己投下去的污水廠，隨著城市化發展人口的增多，污水量隨之加大，技改是出路，創新技術能在原有處理規模上擴大三倍的處理量，出水質還可直接回用。但是推向市場營運后，國資委占有一半以上的控股權，使本來可以通過技改能解決的問題，非要上改造擴建項目向國家要國債幾千萬、幾個億，這是浪費投資和資源的惡性循環現象，能這樣嗎？控股的意義何在？其負債由誰來承擔？面對環境新的壓力，其結果形成“舊債未還，又欠新債”的局面，形成“建得起，養不起”惡性循環的結果，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投資，究其根源是一個“公”字，花“公家”的錢是癥結所在。為此，我國要建立起“實事求是技改，因地制宜施治”的源頭防治體系，充分發揮民營、民治“三治三節”的源頭治用模式，使環境、資源、經濟同時發展。

　　為此，要扭轉當前單純為了環保“達標排放”的觀念，重視資源和經濟的發展。

　　何諸明總結說，事物的發展各有其本源的一面，水污染防治法修改的關鍵是以治與用為本源，構成根本法性的一面。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制度和法規的管理體系，要針對水資源循環系統、價格系統、經營系統，為三合產經定律，各項系統均涉及到自然、社會和人性的規律和法則。必須以三系統全面制定防治總體戰略思路，做到治在源頭、為始為終，可行性方案必須周密細致。構建國家和人民的盈利模式，從源頭杜絕污染源之根而立治施法。
（中國水網）

編輯：全新麗